挪威“维京划船”何以成形并席卷世界杯
在美国新泽西州东卢瑟福，挪威球迷那套如今已广为人知的“维京划船”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答案并不只有一个。也许是在波士顿市中心，有一群球迷排成队伍，沿着扶梯一路“划”上去；也许是在纽约时代广场，成千上万的挪威人并肩做出划桨动作；也许是在挪威队三场小组赛的看台上，这一幕反复上演，已经不再新鲜。甚至在上周末的旅客锦标赛高尔夫赛事现场，当挪威选手维克托·霍夫兰和克里斯托弗·雷坦出场时，也有“划船队”跟随其后。霍夫兰自己就表示，那些“电流般”的助威声给了他很强的推动力，随后他在周一的延长赛中击败了斯科蒂·舍夫勒。有人也许会问，到了2026年，这种景象是否仍会让周围的人感到意外。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挪威球迷的这种集体动作，早已不只是看台上的一段插曲，而是与这个国家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存在感一并扩散开来。无论是在城市街头，还是在体育场边，只要那种整齐划一的节奏出现，几乎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那不是零散的欢呼，而是一种有组织、有形象、也带着历史联想的表达方式。这股声势并非凭空而来。它通常从一支传统的北欧号角开始，随后大家坐到地面上，摆出仿佛维京长船般的队形。接着，领头人敲响鼓点，起初缓慢，随后随着节拍加快而愈发有力，球迷们便同步前后挥动手臂，一边“划”，一边齐声高喊“划！”。这种做法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原因并不复杂：动作简单，画面鲜明，节奏统一，而且一旦形成规模，视觉冲击力很强，几乎不需要额外解释，旁人也能立刻明白其含义。从看台动作到全国标识如果说普通球迷文化往往只停留在一两句口号、一条横幅，那么挪威这套“维京划船”更接近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集体仪式。它既有北欧传统元素，也有现代体育传播的逻辑：越容易被镜头捕捉，越容易被社交媒体转发，越容易在短时间内跨越语言障碍。正因如此，它不只是挪威球迷自己的娱乐方式，也逐渐成了外界认识这支球队、认识这批球迷的入口。世界杯氛围中的持续放大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环境里，任何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球迷行为都会被迅速放大。挪威球迷的“划船”恰好兼具动作性、节奏感与群体感，因此无论出现在看台、街头，还是其他体育项目的现场，都很容易成为焦点。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热闹；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更像是一种信号，表明挪威球迷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国家形象与赛场气氛牢牢绑在一起。Norway fans have taken their row to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City, and even took over a New York Mets game with their chant. Ishika Samant/Getty Images<视频1>球员已在场上与场下都看见它的影响挪威队的球员其实也早已注意到这套动作的存在。它不仅出现在看台上，甚至还反复进入了头号射手埃尔林·哈兰德的社交媒体推荐流。就在以 3 比 2 击败塞内加尔、锁定淘汰赛席位之后，挪威全队也在球迷面前做起了这套“划船”动作，队长马丁·厄德高还亲自敲起了鼓。对这支近 30 年来首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球队来说，这已经不只是看台上的助兴节目，而是球队与球迷之间形成的一种共同语言。<视频1>挪威队对于本届世界杯的态度，也一如他们在赛场外的姿态：他们反复强调，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享受比赛。对一支终于重返世界杯的球队而言，这种表态并不显得轻率，反而透露出一种难得的松弛感。经历漫长等待之后，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包裹在过重的压力里，而是让球队、球迷和比赛气氛之间形成更直接的连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维京划船”迅速从一种球迷动作，变成了世界杯期间最容易被认出的场景之一。这并非自发冒出，而是有人提前设计从传播效果看，这套动作在世界杯上掀起的声势，丝毫不亚于冰岛在欧洲杯上的“雷霆拍手”。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区别：一般意义上的球迷助威口号，往往带着自发形成的痕迹，源头很难追溯；而“划船”则不同，它背后有清晰的创造过程，有具体的设计者，也有明确的目标。它不是偶然诞生的集体行为，而是一套经过构思、推敲，最终被带进赛场的球迷表达方式。这段故事要从不到半年前的一间酒吧说起。彼时，一名挪威球迷、挪威“划船”动作的创作者，正带着一个写满歌曲与口号的记事本，试图找出一种足以让世界记住挪威足球的助威方式。他的目标并不复杂，却很明确：既要让本国球迷在看台上有统一动作，也要让外界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一眼认出挪威球迷的存在。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发明这套动作的人名叫奥勒·弗吕斯塔德，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走进奥斯陆北部郊区的一家酒吧时，口袋里装着一份自己花了数周时间整理出来的清单，上面有十到十五条不同的助威口号。每一条都围绕同一个思路展开：必须让全世界记得，挪威已经回到了自 1998 年以来的首届世界杯。在这一组构思中，“维京划船”无疑是最完整、也最得他看重的一项。对弗吕斯塔德而言，它像是整份清单里的核心作品，是最值得拿出来展示给别人的部分。也正因如此，他最希望与之一同分享这套动作的人，是托尔斯坦·哈姆兰。哈姆兰是一名博物馆协调员，同时也是挪威球迷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在比赛现场，正是他负责拿着鼓，为“划船”动作打节奏。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套临时拼凑的看台表演，而是有创意发起者、有组织协调者、也有现场执行者的一整套设计。它从最初的想法，到后来的落地，再到如今在世界杯上被不断复制放大，路径清晰得近乎罕见，也因此显得更有分量。从一张纸上的构思，到看台上的统一动作弗吕斯塔德当初带进酒吧的，不只是几段口号，而是一种希望把国家、历史与球队重新连接起来的表达方式。对于挪威这样一个长期未能频繁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国家来说，如何让外界在短时间内形成记忆点，是球迷文化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口号可以喊，横幅可以挂，但真正能够迅速被镜头捕捉、又能在群体中形成节奏统一感的动作，并不多见。“维京划船”之所以后来能被如此广泛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在形式上足够简单，执行时足够整齐，传播上又足够直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设计也反映出当代球迷文化的变化。过去，助威更多依赖口耳相传，依赖自然生长的看台传统；而现在，哪怕是球迷动作，也开始讲究可视化、可复制、可传播。弗吕斯塔德显然抓住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试图创造过于复杂的内容，而是选择了一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动作语言，让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就能理解其中的节奏与象征意味。正因为如此，“维京划船”一旦进入球场，便很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几个人做，像是一种游戏；几十个人做，开始有了组织性；成百上千人同时做时，它就不再只是动作，而是看台上的一种集体宣示。挪威球迷想表达的，不只是热闹，而是存在感，是一种明确的国家身份展示。对于一支时隔多年才回到世界杯的球队来说，这种展示有时甚至不亚于场上的进球。哈姆兰负责敲鼓，弗吕斯塔德负责构思，球迷负责响应，球员则在场上和场下都对其作出回馈。如此一来，这套动作就不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场比赛。它已经变成挪威足球的公共符号之一，并且在世界杯的放大镜下，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接下来，它如何继续扩散，如何被更多人接受，又如何在不同场合被赋予新的含义，正是它真正开始席卷赛场的原因所在。弗吕斯塔德后来对 ESPN 解释说，他把所有候选方案都拿来反复比较过，但始终觉得眼前这一套最合适。他说，做出一个能真正留下记忆的助威动作，已经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目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愿望。为了完成这件事，他在去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看台上的歌声与动作，白天在外面走路时也会一边听音乐，一边设想各种节奏和身体语言可能带来的效果，琢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真正形成冲击力。“我希望它足够短，我希望它足够容易学，我也希望它带有一定难度。我还想让它保留文化意味，同时必须具备足够大的传播效果。”弗吕斯塔德这样说。这样的表述听上去并不复杂，但其中包含的考量却相当明确：它不能只是热闹，也不能只是观赏性动作，而要同时满足记忆点、参与度和识别度，这也是任何一个能长期留在球场上的助威动作最关键的条件。从罗森博格的记忆，到“维京划船”的成型弗吕斯塔德没有透露自己当时还考虑过哪些备选方案，他表示，那些想法还会在以后逐步拿出来使用。不过在他心里，“维京划船”从一开始就是最突出的那一个。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创意，而是建立在他多年以前一次看球经历上的一次再联想。大约十多年前，他去看挪威球队罗森博格的比赛时，曾注意到看台上的一种节奏性呼应：三面看台轮流把俱乐部名字喊成不同的音节——“RO！”“SEN！”“BERG！”——声音一层接一层推过去，像一支在场内回旋的合唱，气势极强，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种由不同看台接力完成的声浪，一直存在于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又想起了冰岛球迷的“维京拍手”。那套动作的特点很鲜明：先是慢慢起势，然后逐渐加快，最后形成密集而有节奏的拍击，靠的是集体同步带来的张力。弗吕斯塔德很快意识到，如果把这种逐步累积的气氛再推进一步，加入更具指向性的身体动作，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想到把“划船”动作放进去。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整个构想也就迅速定型了。“我当时就想，这不正是维京人当年做的事吗？他们划船出征，收起帆，放下桨，驶向岸边、驶向战场。”弗吕斯塔德说，语气里更多是确认而不是夸张，“那一刻就像突然亮了一盏灯。加上这个动作之后，配合身体的移动方式，它在球场里就会像一阵波浪一样传开。那个画面会非常惊人。”为什么它能在世界杯上迅速放大从设计思路看，这套动作最初并不是为了制造复杂技巧，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立刻看懂、立刻参与。弗吕斯塔德的判断非常现实：球场上的助威语言，只有当它简单到不需要解释、同时又足够有辨识度时，才更有可能跨过主场与客场的界限，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公共表达。对挪威球迷来说，“维京划船”正是这样的形式，它既带有历史联想，也具备团队协作的外在形态，还能在人数增加时不断放大效果。他强调，这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动作本身具有传播能力。越短，越容易统一；越容易，越便于扩展；而一旦动作本身足够直观，球迷之间就不需要过多协调，只要有人带头，其他人就可以迅速跟上。这样的设计逻辑，使它非常适合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舞台上出现。那里的人流密度更高，镜头更集中，传播链条也更长，任何具备画面感和参与感的动作，都更容易被迅速放大。这也是为什么，当“维京划船”真正进入世界杯看台后，它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现场热闹层面，而是很快成为一种更广泛的展示方式。它承载的不只是对球队的支持，也是一种关于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群体存在的表达。对于一支多年之后才重新回到世界杯舞台的球队来说，这种表达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让球迷不必等到进球或胜利，便已经能够在看台上完成一次完整的自我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京划船”之所以能席卷赛场，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复杂，而恰恰是因为它足够清晰。它把节奏、身体、历史和身份几项因素压缩进一个动作里，让一个看台上的集体行为拥有了接近仪式化的分量。也正因为如此，它后来才会不断被放大，被模仿，被赋予新的含义，并在世界杯的背景下继续向外扩散。这套动作并不是一经推出就立刻获得满堂彩。哈姆兰和其他球迷组织的负责人很快达成一致，决定先在3月对瑞士的友谊赛中试用一次，那也是挪威在世界杯前所剩不多的几场比赛之一。但首次亮相并未形成那种立刻席卷全场的效果，更多还停留在试验阶段。试用阶段：反响平平，甚至遭到质疑“效果还算可以，”哈姆兰后来回忆说，“但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觉得它看上去有点可笑。”这句话几乎说明了它在最初阶段所面临的处境：它有新意，也有参与感，却还没有充分证明自己能够自然地融入看台节奏。对于一种依靠集体同步完成的助威动作而言，第一回合的反应并不热烈并不意外，因为真正决定它能否站稳脚跟的，不只是创意本身，还有球迷是否愿意在陌生的动作里找到共同语言。从生涩到成形：世界杯前的最后调整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复中，这一动作逐渐被打磨得更完整。它并不是靠一次成功的演示就建立起声势，而是在试水、观察、再修正的过程中，慢慢找到合适的节拍和外形。对支持者群体来说，这种调整十分关键：动作要足够简单，才能让更多人迅速加入；动作也要足够鲜明，才能在电视镜头和现场声浪中留下记忆点。换言之，只有当它兼具可复制性和可识别度时，才有可能从一项临时创意，转化为真正具有扩散能力的看台仪式。赛前最后一试：把动作做对，才有可能做大弗罗伊斯塔德很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球迷不只是要跟着做，还必须真正把身体压进去，按照标准的划桨姿势来完成动作。“在世界杯前第二场对瑞士之后，我们都知道，在离开挪威去参加世界杯之前，我们在本土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瑞典，”弗罗伊斯塔德说，“那意味着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试验。”于是，弗罗伊斯塔德、哈姆兰以及支持者组织再次投入工作。他们制作了社交媒体视频，逐步教球迷应该怎样‘划船’，并把这些视频送上了当地新闻频道。“我们非常认真地解释，‘好，双手向前伸，身体向前倾，’”弗罗伊斯塔德说，“‘如果划船时不用背部发力，这个动作就不会在看台上显出来。那样就只能听见声音，动作本身看不出来。’”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几乎已经不必多说。“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手里有一段视频，我就想，‘好吧，也许我应该把它发出去，这在我的账号上应该挺有意思，’”弗罗伊斯塔德说，“我当时并没有多少粉丝，只是一个普通的 Instagram 账号。所以我把视频发了出去，结果它一下就火了。世界杯开始前，这段视频已经有 3800 万次观看，接近 300 万个赞。”“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等我们到了世界杯，这件事会变得非常夸张。”流量先行，仪式成形：一场助威动作的扩散从传播路径来看，这种‘划船’的兴起，既像是挪威队前两场胜利带来的顺势放大，也可能恰好相反，是看台上逐渐形成的参与热情，反过来推高了球队的气势。二者未必能清晰切开，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这项动作真正起飞的背景。重要的是，原本只是一次带着试探意味的看台尝试，后来却借助视频传播和媒体转播，迅速跨过了本地球迷圈层，成为更大范围内都能识别的助威符号。它的传播逻辑并不复杂：动作足够有辨识度，画面足够整齐，参与门槛又不算高，只要有人愿意做示范、愿意反复纠正细节，其他人就能在短时间内跟上。这也是为什么前面那一轮反应平淡、甚至带着几分嘲讽，并没有让它停下来。相反，正是因为它还没有定型，才给了组织者继续修正的空间；而一旦动作被教会、被传播、被复制，它就不再只是某一场比赛里的临时点缀，而开始具备了稳定进入看台文化的条件。在世界杯真正到来之前，这套“维京划船”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它不再只是几个支持者心里的创意，而是变成了可以被成千上万人同时执行、同时识别的集体动作。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是它能不能出现，而是它会以怎样的速度，把一支球队的助威方式带到更大的舞台上。近些年来，挪威足协有意识地加强与球迷组织的联系，希望把国家队真正塑造成一支能够代表看台、也能够回应看台的球队。这样的调整并不只是管理层面的姿态变化，它直接影响了球队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也让“维京划船”这类动作有了更稳固的土壤。球队与球迷之间，先建立起共同语言在这种背景下，挪威队的核心人物哈兰德，自然也成为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作为一名挪威人，他对于本国身份的认同一向鲜明而直接。3月时，他花费130万挪威克朗，约合13.6万美元，购入了一本独一无二的16世纪维京历史书，并将其放在家乡布赖讷公开展出。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国家队的文化表达并不是从看台临时生长出来的，它与球员个人的历史意识、地方认同和公众形象，是能够彼此呼应的。而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挪威球员还曾在海岸边以维京人的形象合影，身着完整的作战服饰，摆出极具时代感的姿态。这样的画面并非单纯追求视觉效果，它更像是一种明确的自我定位：球队愿意把历史符号带进现代比赛语境之中，让球迷在支持国家队时，感受到的不只是竞技结果，还有文化上的共同归属。<视频1>从形象表达，到集体认同也正因为如此，“维京划船”后来能够迅速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并不令人意外。它之所以容易被接受，是因为球队和球迷之间先前已经完成了一层信任与认同的铺垫。球员愿意公开参与，足协愿意主动靠近，支持者自然更容易把这种动作视作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加的表演。对于一支国家队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往往比某一个进球、某一场胜利更长久。它决定了看台上的动作究竟只是短暂的流行，还是能够在不同赛事、不同阶段继续延续的传统。挪威队此时所做的，正是把这种可能性向前推进了一步：先让文化符号进入球队，再让球队成为符号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在借用一种刻板印象；而且挪威国内也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一些评论者就指出，维京人早在公元800年左右便以掠夺和劫掠闻名，这样的历史并不值得今天的人去仰慕。不过，如果放在更大的文化脉络里看，两者之间又确实存在某些可以并置的地方。若要了解这一点，不妨去问特耶·莱伦（Terje Leiren）——这位已退休的教授曾因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维京文化的贡献，获得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授勋。“Viking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动词，后来才变成名词，因为它最初指的是出发、离开，而去远征、去劫掠的人，就是在做‘维京’这件事。”莱伦这样解释，“那些去做这件事的人，后来就被称作维京人。”在莱伦看来，维京精神象征着挪威这支世界杯球队：他们离开故土，前往别处追逐荣誉，只不过今天的方式早已没有当年的暴力色彩。“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隐喻，”他说，“球队现在做的，多少也是这个意思。”因此，“维京划船”与这支球队几乎是天然契合的。挪威队希望迈过1998年闯入16强这一队史最佳战绩，继续向前；而在淘汰赛阶段，首先挡在他们面前的，是32强赛中的科特迪瓦。球队愿意接住，球迷才会放大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兴奋。尽管厄德高和哈兰德都乐于谈论这一话题，挪威主帅斯塔勒·索尔巴肯却采取了更为克制的态度。“这对球迷来说很有趣，”索尔巴肯在战胜塞内加尔之后表示，“世界杯结束后我们不会再划船，但在赛事期间，这可以算是一种噱头。”这番表态其实说明了一个关键事实：所谓“维京划船”，并不只是看台上自发生长出来的动作，它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传播、被讨论、甚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前提始终是球队内部没有拒绝它。球员愿意谈，主教练不完全排斥，足协也在此前的形象塑造中持续加以铺垫，于是球迷才有空间把它进一步放大，转化成一种共同记忆。对国家队而言，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动作本身，而是这个动作能否被球队、球迷和管理层同时承认。只有当这三层关系都大致顺畅，文化符号才不会停留在一次热闹的表演，而会慢慢成为赛事叙事的一部分。挪威队如今之所以能够让“维京划船”走得更远，靠的并不是单纯的视觉新鲜感，而是此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链条。The row has even been embraced by the team, who performed their own version -- with drum -- after their 3-2 win over Senegal. Catherine Ivill - AMA/Getty Images从体育传播的角度看，这类现象并不陌生。现代大赛中，球队越来越需要一种超越比分的表达方式：它既要足够简明，让远在看台另一端的支持者一眼看懂；又要足够稳定，能够在不同对手、不同阶段反复使用。挪威的做法，恰好满足了这两点。维京形象有清晰的历史识别度，划船动作又有强烈的群体参与感，两者结合之后，很容易形成可以复制、可以延续的仪式。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迅速扩散。媒体愿意报道，是因为画面足够鲜明；球迷愿意模仿，是因为动作门槛并不高；而球队愿意默许甚至参与，则让这种动作不至于显得过于外置，反而带上了某种正当性。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由外界强加给挪威队的表演，而是球队主动把自身历史叙事带进了现代足球的传播逻辑之中。如果说上一层是“文化符号进入球队”，那么这一层就是“球队进一步塑造符号”。在世界大赛的背景下，国家队的形象常常会被压缩成几个最容易辨认的关键词，而挪威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足够稳定、也足够具有延展性的表达。它不必替代比赛本身，却能够围绕比赛建立一层额外的情感结构，让支持者在等待开球、观看比赛、回看集锦时，都有一个明确的情绪落点。对于挪威来说，这种落点并不只是趣味，也不仅是表面的热闹。它意味着当球队在国际赛场上前行时，身后并不是松散的围观，而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并被反复确认的身份认同。正因为有了这一点，“维京划船”才不是一时兴起的表情包，而更像一套被世界杯放大的集体语言。球队在场上追逐结果，球迷在场下不断接力，而这套动作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正是因为它同时连着历史记忆、现实支持与国家队的自我表达。终点并不意味着结束就他们两人而言，弗罗伊斯塔德和哈姆兰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会在本届赛事剩余时间里继续留在美国，怀着挪威队能够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的期待。只是，所谓“维京划船”，未必会在这届世界杯之后继续流传下去。口号会变，记忆会留下毕竟，弗罗伊斯塔德脑海里还有很多别的助威口号，而他手边的笔记本上，也已经写下了另外14条。对于一名始终在为看台寻找节奏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创造并不会停在这一种形式上。世界杯会为某个瞬间放大一种表达，但赛事本身终究会过去；留下来的，可能是短暂风靡时的声浪，也可能是下一个更成熟、更贴近球队气质的唱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京划船”既可能是挪威球迷在北美赛场上的一次集体高光，也可能只是更长故事中的一段插曲。它把历史记忆、国家身份和现代传播临时拢到了一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回到看台，那要看球队的征程，也要看球迷如何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语言。The viral World Cup Viking row makes its way to the Norwegian Parliament · 0:22